漫漫上访路　冤情终被洗

24岁的高长江做梦也没有想到，在一夜之间，他——一个文弱的农村小学教师竟糊里糊涂地被人诬陷为“反革命集团龙虎军军长”，蒙冤坐牢20年，其间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历尽磨难；出狱后，他踏上了不屈不挠讨清白之路，请看——

1957年7月，高长江以优异的学业从柳河县一中毕业，被分到了永兴村担任小学教师，享受国家公办教师待遇，每月拿30元零5角的工资，这在当时的柳河县教育界也是凤毛麟角。

比高长江小两岁的柳河县圣水镇五大家村小学民办教师李文俭，是高长江的中学同学，又与高长江有着双重的亲属关系，可他心中对高长江的妒火却烧得愈来愈旺。他时不时就酸酸地向高长江说：“你的命真好啊！我们俩一块念书，又都一样地教小学，可你就是拿铁饭碗挣现钱，我却他妈的一天只挣8分工，唉，都怪我八字不好啊！”每听到这些话，高长江都不言语，有时就以一笑应付一下。而这一笑，却更使李文俭有一种受嘲弄和轻视的感觉，由妒而生恨，由恨而生出报复的邪恶念头。

1958年，全国都在大张旗鼓地抓右派，搞肃反。柳河县也不甘落后，于初冬开始集中全县教师搞内部肃反。一心想立功向上爬的李文俭抓住这个良机，绞尽脑汁地编造了耸人听闻的假材料，把矛头对准了他报复的对象———高长江。他说高长江“因对现实不满，预谋组织反革命集团‘龙虎军’，正在发展人员。并预谋抢国库粮食，预谋抢夺下乡工作人员和半截河煤矿、永兴管理区的枪支，哗变半截河煤矿工人和海龙驻军。进攻梅河口，炸毁铁路，攻打沈阳、天津、北京，统一全中国等”。

李文俭的假材料报到了柳河县委肃反“五人小组”后，他们正愁无功可立，如获至宝，认为举报人举报的情况可信，决定不搞公开调查，不接触“嫌疑人”，而是以举报人为“特情”对案件深挖深查，并指派县公安局一同参加侦破工作。李文俭没有想到这么兴师动众，但木已成舟，他只好再继续发挥他的想象力，把“龙虎军”的情况愈编愈细，听起来像真的一样。他把高长江“任命”为“龙虎军军长”，又将苏文林、王永春和他的叔叔李志玉等12人列为骨干成员，最后连他自己也编了进去！

肃反小组和县公安局听李文俭说“龙虎军”要抢枪，立功心切的办案人员决定主动出击，抓捕“龙虎军”的“军长”和全体成员。12月3日晚饭后，办案人员派学校员工通知高长江去学校开会。那时晚上开会是很正常的，高长江也没多想。当他走到学校办公室，却见里面空无一人。他正迷惑时，埋伏在学校教室内的几名公安人员一齐冲了出来，按住了高长江，给他戴上了手铐。这天晚上，李文俭揭发材料中所写的12名成员全部“落网”，第二天早晨就被拉到了柳河县，交给了专案组。几番审讯之后，高长江才知道自己已从一个小学教师“荣升”为反革命组织“龙虎军军长”，他哭笑不得，连叫冤枉！可是，办案人员出示了从他家中搜出的一份“龙虎军”反动纲领和一份成员名单！高长江多次要求办案人员做笔迹鉴定，却被拒绝。至今，这份令高长江冤屈一生的致命的材料还没查清是谁伪造的！可李文俭和其他的“成员”们众口一词，办案人员的连番恐吓打骂，逼得他不得不含冤默认。倔犟的高长江开始坚决不承认。为了让案件的证据更充足，办案人员煞费苦心地安排了“龙虎军军长”高长江与成员聚会的场景：高长江和几个骨干轮流作出挥手发言状。现在这些证据仍存在柳河县公安局的档案室里。

极左的思想观念和急于邀功请赏的心态，使这桩案子审判快得惊人。1958年12月10日，在高长江等13人被捕的第7天，柳河县人民法院就作出了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高长江为现行反革命集团首要分子，判处有期徒刑20年；被告人苏文林为该案之骨干分子，判处有期徒刑8年；其余10人均定为反革命集团成员，就地管制。其中李文俭因检举揭发有立功表现而被免于起诉。听完判决，高长江放声痛哭！自己一介书生，潜心教学，却成了“反革命龙虎军”的军长；而他的“成员”除了王永春是民办教师外，其他人都是老实巴交、一辈子没出过县城的农民，有的是农村妇女，有的长年患病，有的还是二傻子（缺心眼）！

判决后，高长江等三人被押运到长春八里铺第一劳改砖厂，开始了漫长的铁窗生活。只要他一有空闲就会想到自己的冤案，想到自己的妻子和一双儿女。他被抓那天，生了女儿的妻子正在家里坐月子，孩子还没有满月；他被判送监狱时，竟没见妻子一面———她们现在生活怎么样呢？

高长江入狱后，妻子程思凤陷入了不尽的痛苦与惊悸之中。不久，丈夫留下的钱花光了，娘家也很穷，再也不能帮助她了。程思凤就狠了狠心，把家里能卖的家具和器物卖了，换回一些钱来，可仍是难以为继。万般无奈的程思凤只好拉着3岁的儿子，背着不到1岁的女儿，开始了乞讨的生活。1959年8月，又病又饿的女儿终于离开了人间，离开了她未曾见过面的尚在大狱中的爸爸。

几个月后，在狱中服刑改造的高长江才听说了妻子乞讨、女儿饿死的惨状。他一手擂着自己的头一边自责：“都是我连累的啊！”如雨的泪水流了下来！他想：自己还有这么漫长的刑期，妻子才21岁，正是年轻的时候，应该让她找个好人，让她俩好好活下去，不能让妻子为自己牵累一辈子呀！于是，他一边流着泪，一边用自己长满茧子的手写下了离婚申请书，托人送给了程思凤。程思凤先是坚决不同意离婚，又过了一年，她和儿子的生活愈加窘困，丈夫出狱遥遥无期，为了儿子，她便同意了离婚，带着儿子改嫁本村李某某。1965年春天，由于高长江不停地申诉，社教工作组进驻劳改队，正直的工作组李组长决定认真调查。可还没等查清事件的真相，工作组突然被命令撤离，高长江刚刚升起的一线希望破灭了。

这以后，高长江仍然一直不停地写信、申诉，几乎是每周写一封，发疯似地向外投递。有一次，他一写就写到了凌晨三点。刚躺下没一会儿，出工的号声就响起了。他只好带着一脸的疲倦和满眼血丝出工，刚干了一个小时，就连累带困昏倒在了地下。一个管教凶狠地踢了他好几脚，骂道：“你不是能告状吗？去告啊？上这儿装什么死！”见他仍不醒，就抡起三角带狠狠地抽了起来……尽管他的信发了一封又一封，可却大都原封未动地被退了回来，反而成了高长江“认罪态度不好”、“抗拒改造”的证明。尽管他劳动积极肯干，从不落后，但却没有获得一次减刑，在申诉与苦难中熬完了20年。

1978年12月16日，是高长江永世不忘的日子。这天，44岁的他终于走出了监狱的大门，走向了自由的新生活。

1980年底，高长江决定到通化上访，为了节省往返的路费，他背上铺盖卷打算在那儿住。在通化地委，一个扫地的工友告诉他，说地区行署的曹副专员是个好人，正直、没架子。这天，高长江一大早就将铺盖卷放到曹副专员的办公室门前，坐在上面等候。八点半，曹副专员来了。高长江先向他行了个礼，然后便将自己的情况说了一遍。曹副专员详细地看完了全部材料，又认真询问了一些细节，然后生气地说：“真是太荒唐了！”马上抄起电话，把信访办主任和地区法院院长叫到了办公室，当着高长江的面，批示他们对案件重新调查核实，作出正确结论。

通化地区法院随即组织了调查组对此案进行了复查。然而，在1981年12月29日下达的（81）通地法申字第5号刑事判决书中，对高长江一案仍然作了不公正甚至是自相矛盾的判决：“部分变更柳河县人民法院1958年法刑字第264号刑事判决。对被告人高长江、苏文林定罪判决不变；对其他被告人的判决予以撤销。”

听了这个判决，高长江当即提出质疑：“如果犯罪的主要事实能够发生变化，那就说明当初认定的事实全是假的。既然‘龙虎军’的其他11名成员因为‘犯罪主要事实发生变化’而被判无罪，那为何偏偏对我和苏文林继续维持原判呢？难道我们这个‘反革命集团龙虎军’就只有我们两个人？就凭我们两个人就能够‘抢枪、抢粮、哗变工人和军队，炸毁铁路，攻打梅河口、沈阳、天津、北京，统一全中国？’简直是天方夜谭！所以，我不服判决，强烈要求上级法院重新审理。”

从1982年1月开始，高长江开始踏上了向省城长春高级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访之路。

这时，高长江已在两年前与村民初桂珍结婚，后妻带了三个孩子。高长江铁窗生涯20年，早已一贫如洗，而后妻也正是因为无力养活三个孩子才找了蹲过大狱、至今没有户口的“黑人”高长江。

高长江上访吃尽人间辛苦，阅尽人间冷暖，也饱尝了人间的屈辱和苦难。

1990年春，高长江背起铺盖到北京上访。因为没有找到人，他在北京车站候车室睡了4天。身上带的50元钱全花光了，只好向人家乞讨些面包片充饥。在返回梅河口的车上，他一天没吃东西，连扶带爬地走到餐车上，想向服务员要一点剩饭。不料，正好将一位正端菜的男服务员碰了个趔趄，男服务员恼羞成怒将一盘菜全扣到了高长江的脸上，回手就是两个耳光：“臭要饭的，这回叫你吃个够！”连烫带打，高长江眼冒金星，倒在餐车里，幸亏列车长给他拿来了一个盒饭。高长江忍着疼痛，吞下了这因挨打而讨来的饭，眼泪夺眶而出———这不是肉体疼痛所致，而是对人心冷漠的哀伤啊！

1994年秋季，高长江凑了点钱，又一次和老伴去北京。在返回的列车上，出了一个意外：旅客行李架上的一个装有打工者木匠工具的大包在列车的颠动下掉了下来，正巧砸在躺在车厢过道上的初桂珍头上，当时她就被砸得昏迷不醒。经过作CT等项检查，诊断为轻度脑震荡，需住院治疗。出院后的初桂珍留下了后遗症：经常头晕头痛，精神也不太正常了。这也为后来他们的离婚埋下了伏笔。

就这样，二十年中高长江18次去北京，46次去长春，170多次去通化，跑烂了25双鞋，踩平了几百个不同的机关的门坎：法院、公安局、检察院、纪检委、律师事务所、信访办公室、政府、党委等等，成了“上访专业户”。因为没钱买票，他经常在列车上被乘务员推来搡去，有好几次甚至被推下飞驰的列车，险些丧命他乡；他经常在从北京返回梅河口的列车上躺在过道上，有几次旅客下车时险些被人踩死；他住得条件最好的要算是当地接待部门按最低标准安排的浴池，每人一宿3角钱，几块木板，一床被———因为这毕竟也是床啊！

然而，尽管他吃尽了千辛万苦，受尽了百般屈辱，可结果却令他心凉不已：他送递上去的所有申诉材料，经过了漫长的公文旅行以后，仍旧被返回了通化地区法院。

正在高长江心力交瘁的时候，他的后院起“火”了：老伴初桂珍不再支持他上访，提出：你要再告下去，咱们就离婚！

离婚后的高长江孑然一身，搬到了离村子有20多里的一个偏僻山坡上的看果园的窝棚里，终日以山林风雨为伴，以开荒看地为生。虽身在荒山，但他一时一刻也未放弃上诉的信念。1995年夏季的一天，他偶然遇到了一个老朋友。老朋友听说他的案子一直拖着，建议他：现在很多冤假错案都在人大的监督下平反了，你应该找人大去试试呀！

几天后，高长江第一次走进了通化市人大常委会的大门。人大内司委主任王镔、副主任葛丽华详细询问了高长江的案情，认真查看了他带来的全部申诉材料，觉得案情重大，立即提交给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讨论。几位主任一致认为：此案事实不清，疑点甚多，决定立即成立由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安喜仁为组长的调查组，对此案彻底调查。

调查组深入到当年的发案地柳河县圣水镇永兴村，逐一走访了现在健在的“龙虎军”成员和当地的干部群众，他们几乎众口一词：此案纯粹是凭空捏造的，是李文俭为了立功向上爬和办案人员出于配合政治斗争需要而联合制造的一起大冤案。原柳河县法院一名曾经审理这个案件的审判人员证实说：他在审理“龙虎军”一案时是按照县委五人肃反小组的意见审判的，而不是经公、检、法三道程序审的，“定刑、量刑实在有问题”。原柳河县公安局的一名办案人也承认：他在整个办案过程中没跟任何被告人谈过话，更未作过讯问笔录，“检举人李文俭的证词不可靠”。

很快，调查组将调查情况向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作了专题汇报。主任会议研究后认为：“龙虎军”反革命集团案纯属一起冤案，要求通化市中级法院必须纠正，尽快平反，通化市中级法院于1995年7月重新审理了此案，认定确是一起冤案，并依法律程序将全部卷宗呈送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省高院于1995年9月又将此案报送最高人民法院征求意见。但一直等了两年多也没有回复。1998年，吉林省人大常委会将此案列入重点监督的10大案件之一。

1998年8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复函下达：对高长江可不定反革命罪。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意见，于1998年10月27日作出宣判：“对原审被告人高长江、苏文林宣告无罪。”1998年12月1日，高长江接到了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刑事判决书，他看了一遍又一遍，最后竟跪在地上，激动地用颤抖的声音说：“40年了，今天我终于见到了青天啊！”止不住老泪纵横，大放悲声……